文 | 林培源
在《“李尔王”与1979》中，薛忆沩叙写了个人与历史之间的缠结，这部长篇小说激活了薛忆沩关于故乡的记忆。2020年至2024年间，他的“故乡人”系列小说（《故乡》《海燕》《初恋》《“国脚”》）相继出炉，随后结集为《故乡人》出版，成为薛忆沩近四十年写作生涯的又一文学硕果。
《故乡人》延续了薛忆沩一贯的风格，通过写个人的“小历史”来反映“大历史”，历史的虚实之辩、个人与时代的映照，如影随形般萦绕其中。不过与过去的作品相比，《故乡人》有了明显的变化，虚构的特质减弱了，自传的色彩增多了，其中的人和事，大多取材自作者的故乡长沙。比如《故乡》中，“我”寻找的米粉店原址在其母亲曾经任教的周南中学附近；《初恋》里令主人公初恋夭折的母亲，与《海燕》的主人公同出一人，原型都是薛忆沩母亲的同事；《“国脚”》中写到的那位高考志愿全部填写“北京大学物理系”而落选的学生，同样其来有自。并且，为了呈现一种“真事隐”“假语存”的真实效果，四篇小说统一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
《故乡人》。 受访者 供图
以《故乡》为例，初看题目，熟悉中国文学的读者自然不难联想到鲁迅的同名作品。薛忆沩的《故乡》依旧沿用了“归乡-离乡”写法，不同之处在于，在薛忆沩写作的时代，是对全球化时代无处落脚的“乡愁”的呈现。小说中的“我”是个作家，在一次归国返乡中，“我”发现故乡长沙已然面目全非，昔日街道改头换面，曾经生活过的国营工厂变成了高档住宅区，目之所及，都是陌生与隔阂。面对故乡的“消失”，“我”怅然若失，直到与父亲国营工厂的老同事傻杜意外重逢，关于工厂生活的记忆才彻底浮现。时光荏苒，四十年过去，“我”印象中的傻杜“是一个枯瘦如柴的人，一个病态的人”，但眼下向“我”走来的老人却“体型饱满，显得相当富态”。
小说表面上讲的是故人重逢、投桃报李的故事，实则揭开了社会发展中的复杂面向。在这样一个巨大变化中，傻杜身上的质朴与善，显得弥足珍贵。整篇小说的叙述从容不迫，作者以极其耐心的笔触，巨细靡遗地交代了“我”此次返乡的来龙去脉，而故事的“内核”（与傻杜的重逢、对四十年前的傻杜与父亲交往）却只是简略勾勒。在“我”与傻杜相遇后，记忆中的吉光片羽清晰浮现，一张一弛、一详一略之间，情感反而显得饱满、张力十足。
循此，“故乡人”的叙事模式渐趋明晰，即打捞记忆、重返昨日的世界。到了《海燕》，第一人称讲述者从《故乡》的儿子变成了母亲。《海燕》借鉴了说书人的技巧，借助一通越洋电话，“说者”和“听者”同时在场。因此，小说至少有三位叙述者：主人公“我”（整个故事的讲述者）、“我”的儿子，以及那位没有在故事中露面的“文章的作者”。题目中的“海燕”，自然指向这位迎接人生暴风雨、百折不挠的女性形象。此外，薛忆沩还动用了小说家的虚构特权，在老人的追忆中，穿插了其童年在上海与鲁迅的“会面”。如此一来，《海燕》就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和鲁迅以及小说集前一篇作品产生了深层次的互文，叙事时空徒然扩增，气象变得愈加宏阔起来。
沿着前两篇开掘的书写模式，《初恋》以更为复杂精巧的叙述层次，追忆了一段令人心碎的成长故事。这篇小说将邻居兄长的初恋故事、“初恋”对象母亲的故事和“我”的成长经历穿插叠加起来，看似线索繁多，实则一点也不芜杂混乱。更为难得的是，小说以扎实的现实主义笔法，让准确、生动的细节一再闯入读者视野，让“昨日的世界”那迷人的氛围一次次地感染和打动读者。
和《初恋》中的母亲一样，《“国脚”》中绰号为“国脚”的表舅命运跌宕起伏：还在读小学的表舅进入了足球特招班，但成为专业足球运动员这一选择却遭到父亲的激烈反对，因此，表舅只能进入正规的中学就读。可事情很快发生了转机，父亲去世后，表舅赶上了省体校最后的报名期限，成为省青年足球队主力并获得了全国亚军的佳绩，但最终仍是过上了一种庸常却也不失幸福的安稳人生。表舅是一代人的缩影，他的未来和最初的理想背道而驰，个中缘由，就是国家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因此，这是一篇关于命运的小说，也是一篇关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小说。
从《遗弃》到《白求恩》，从《空巢》到《希拉里，密和，我》，再到《“李尔王”与1979》，历史与人的关系一直是薛忆沩关注的主题，“故乡人”系列亦不例外。饶有趣味的是，这次小说家采取了一种“冒犯”的姿态——除了《“国脚”》，《故乡人》其余三篇分别与鲁迅《故乡》、高尔基《海燕》、屠格涅夫《初恋》同题。这种“冒犯”，既是致敬世界文学经典，又显露出他与大师们“扳手腕”的野心。在温和的讲述中，流淌着薛忆沩对人性、人心的体恤与洞察。在此意义上，《故乡人》遵循的是记忆的语法，循着记忆的纹路重返“昨日的世界”，真实地描摹出人在历史中的复杂处境，从渺小的个体中，照见了人性的尊严。
（作者为作家中国股票配资网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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